民企合同诈骗风险的刑民界分与化解路径 ——以“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为中心 | 发现原创

从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公开数据看，以“合同诈骗罪”为案由的裁判文书数量，经历了两个反差鲜明的阶段：在2013—2019年文书强制上网、上网率考核期间，案件数量从2013年的2212件攀升至2019年的15845件，七年增长约6.2倍，年均复合增速约42%；而自202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明确不再要求所有文书互联网公开、取消上网率考核后，公开文书数量骤然回落，2024年公开量约2744件。这一降幅，究竟是合同诈骗犯罪的实际减少，还是仅仅是公开口径的制度性收缩？答案显然是后者——公开量的骤降是制度调整的结果，并不代表实际立案数量的下降，风险不过是从“水面之上”转入了“水下运行”。

与刑事数据形成呼应的是民事端的信号：裁判文书网中涉及合同诈骗、并就管辖问题提出异议的民事案件，从2022年的209件增至2025年的582件，四年间增长近1.8倍。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合同纠纷同时触及刑事与民事两套程序，案件在刑民两线同时推进，“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成为代理策略的关键分歧点。合同诈骗，正在以“商业纠纷刑事化”的形态，成为民营企业经营活动中最需要警惕的法律风险之一。

由此，一个兼具理论与实务价值的问题被提出：在刑法与民法的交汇处，如何划清合同诈骗犯罪与民事欺诈（合同违约）的界限？当争议已经爆发乃至刑事立案之后，又应当依循怎样的路径去化解风险？这正是本文所欲回答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第231条则规定，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第224条的规定处罚。

从规范结构看，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呈现“客观行为＋主观目的＋结果数额”的三层构造。其中，第224条所列举的五种“欺骗手段”是客观行为要件，其外延相对明确；但真正决定罪与非罪界限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一主观要件。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并取得对方财物，但若其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则至多构成民事欺诈或违约，而不构成犯罪。换言之，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别，本质上不在于“是否欺骗”，而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1]

就立案门槛而言，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2022年修订），合同诈骗案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2]这一较低的入罪门槛，恰恰意味着：民营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因一笔不过数万元的合同纠纷，就可能被卷入刑事程序——这进一步凸显了风险前移化解的紧迫性。

“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通过客观事实加以推定。这是合同诈骗罪认定的最大难点，也是辩护与风险化解的核心所在。学理与实务通说认为，应当综合考察行为人在签约时、履约中、未履约后三个时点的主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判断。

行为人签约时是否具有真实的履约能力，是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首要事实。有完全履约能力、自始无履约行为而以欺骗手段让对方单方履行、占有对方财物的，可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具备一定履约能力、为促成交易而使用某些夸大宣传的欺诈手段，但主观上仍希望通过履行合同获利的，则应认定为民事欺诈。[1][3]具言之，有真实经营、有上下游渠道、仅因资金暂时周转困难而签约的，属于民事违约的范畴；而虚构资质、设立空壳公司、自始即无履约能力的，则指向合同诈骗。

行为人对取得的货款、预付款、担保财产的处置，最能客观反映其主观意图。若将资金用于本合同项下的采购、生产、项目投入，表明其有履约诚意；若肆意挥霍、用于借新还旧、携款逃匿或投入高风险的投机活动，则表明其并无归还意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2022年修正）第7条所列举的“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肆意挥霍”“携带集资款逃匿”“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隐匿、销毁账目”“拒不交代资金去向”等情形，虽针对集资诈骗罪，但其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推定方法，对合同诈骗罪的认定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4]

未履约后的态度，是区分经营失败与非法占有的重要标尺。主动沟通、出具还款计划、部分履行、积极协商的，表明行为人并无赖账逃债的意图；而隐匿失联、销毁账目、拒不交代资金去向的，则印证其自始即无履约诚意。[1]

欺骗手段是否触及合同的“重大事实”，亦是刑民界分的关键。陈兴良教授指出，对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分，应当从欺骗内容、欺骗程度和非法占有目的三个方面进行：欺骗内容是否关乎合同目的能否实现的重大事实、欺骗程度是否达到使相对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三者应综合判断。[5]与之相呼应，有研究进一步提出：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其规范本质是“对重大事实进行欺骗”，而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内核是“造成财产损失”；不具有民事欺诈外观、对价值判断进行欺骗、对非重大事实进行欺骗的，均不属合同诈骗罪的欺骗行为，应在限缩合同诈骗成立范围的大基调下作实质判断。[6]申言之，对经营状况的夸大宣传而不影响合同核心目的的，属民事欺诈；伪造印章、票据、产权证明从而直接决定对方付款的，则指向合同诈骗。

上述四个维度，恰可归结为下表所示的一组对照：

综合判断的意义在于：绝不能将行为人采取的欺骗手段与案件其他事实割裂开来单独评价。对于具有一定履约能力、为签约而使用某些欺诈手段、但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且有积极履约行为者，即便客观上造成对方财产损失，也应通过民事救济解决，不宜追究其刑事责任。[3]这正是刑法谦抑性在刑民界分中的具体体现。

合同诈骗案件最典型的特征，是同一事实在刑事与民事两个维度被同时评价：外观是合同违约，内核可能是非法占有。刑事评价着眼于“市场交易秩序＋公私财产权”的双重客体，核心是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后果是自由刑、罚金与退赔；民事评价着眼于“合同债权与交易信赖”，核心是欺诈、重大误解与违约责任，后果是返还财产、赔偿损失与违约金。同一行为，两套评价、两套程序、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

在程序上，如何处理这一交叉，存在“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先民后刑”三条路径，选择不同，当事人的时间、财产与人身自由的结果完全不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128条确立了“同一当事人因不同事实分别发生民商事纠纷和涉嫌刑事犯罪，应当分别审理”的原则，并类型化列举了担保人、名义签约的法人、职务行为单位、保险人等“分别审理”情形；第129条对涉众型经济犯罪坚持“受害人就同一事实起诉的不予受理”；第130条规定了中止审理的严格条件。[7]2026年9月22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进一步以“当事人、基本事实相同”统一定义同一事实，确立“同一事实→先刑后民、关联事实→民刑并行”的裁判架构，并明确当事人仅凭刑事受案回执申请中止诉讼、不符合条件的，法院不予支持。[8]这些规则，为律师在刑民交叉案件中的程序选择提供了明确依据。

合同诈骗罪在罪数关系上，还频繁与下列罪名发生牵连或竞合：与诈骗罪（第266条）构成特别法条竞合，商事合同、市场秩序要素齐备时合同诈骗优先；与贷款诈骗罪（第193条）、保险诈骗罪（第198条）构成法条竞合；与集资诈骗罪（第192条）发生竞合，通常按特别法（集资诈骗罪）优先处理；与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第280条第2款）、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177条）构成手段与目的的牵连犯，从一重处断；与职务侵占罪（第271条）、非法经营罪（第225条）则存在竞合或界分问题。辨明罪数关系，是辩护策略选择的前提——罪名不同，法定刑幅度、证据构造与辩护空间亦随之不同。

在刑民交叉的案件中，程序路径的选择往往先于实体抗辩而成为胜负手。当合同争议尚处于显现期、刑事程序尚未启动时，律师的核心任务，是把涉刑风险稳在民事层面，不使其滑入刑事轨道。结合前述九民纪要与法释〔2026〕19号确立的规则，可提炼出如下策略：

其一，先发制人，主动提起民事诉讼或仲裁。通过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确认欠款金额、主张违约责任，把案件性质锚定为民事纠纷，压缩对方刑事报案的空间。这符合“关联事实→民刑并行”的规则导向，也符合龙宗智教授所论“刑事优先的适用是有条件的”之精神。[9]

其二，以打促谈，通过财产保全、证据交换形成谈判筹码。用民事程序中的保全与举证节奏，让对方意识到刑事报案同样存在成本与不确定性，从而促成分期还款与和解。

其三，程序卡位，利用管辖异议、刑民交叉规则争取时间。在管辖、案由、程序先后上卡位，为资金筹措、证据补强与谈判方案争取窗口期。法释〔2026〕19号关于“仅凭受案回执不能中止”的规定，恰恰为民事程序的继续推进提供了制度屏障。[8]

合同诈骗风险遵循“萌芽—显现—实发”的演化规律，越靠前，化解的空间越大、成本越低。

此阶段合同尚未违约，风险却在合同条款的陷阱、资金流向的隐患、履约证据的缺失中暗处生长。律师的工作在于：培养客户的刑事风险观念，让企业主认识到“合同纠纷不是大不了退钱的民事问题，措辞、签章、资金走向稍有不慎就可能从违约滑向犯罪”；增强刑事风险敏感度，对“先拿货后补合同”“预付款挪作他用”“口头承诺兜底”等常见操作建立即时报警机制；灌输证据留存意识，通过合同模板刑事审查、重大交易风险评估、资金流向合规体检等专项服务，把业财税规则与法律判断打通。此阶段的成本最低，价值最高。

此阶段争议已经爆发——对方催款、发律师函、甚至放话报案，但刑事程序尚未启动，是最关键的化解窗口。律师的工作在于：全面梳理刑民风险，逐条比对合同条款、资金流向、履约行为与《刑法》第224条，明确哪些行为可能被指控；准确作出倾向趋势判断，基于对方态度、金额、证据强度与当地司法环境，判断案件更可能走民事还是滑向刑事；并做好周全的证据准备。核心方法是前述“先发制人、以打促谈、程序卡位”，择机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对方报案。

此阶段刑事程序已经启动，立案通知书下达，人身自由可能受限，37天的刑拘期限是黄金救援期。律师的目标不再是“化解”，而是争取不批捕、争取取保候审、争取不起诉或从轻处罚，最大限度降低企业和个人的损失。工作方向在于：完备的讯问辅导，区分“经营失败”与“非法占有”，避免笔录被引导成有罪供述；刑民兼备的财产方案，同步处理退赔、资产解封、民事和解与公司继续经营；善用羁押必要性审查、立案监督、批捕阶段不批捕意见、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协商等刑事监督程序，并在认罪认罚的时机选择上作出最优判断。

三个阶段的工作，本质上都围绕同一根主线展开——“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与反驳。萌芽期是通过证据留痕，为日后“无非法占有目的”的主张预埋伏笔；显现期是通过民事程序的先行与固化，阻止“非法占有目的”被单方推定；实发期则是通过客观陈述资金流向、拆解控方证据链，直接击破“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这根主线，将律师的刑民一体能力贯穿于风险演化的全过程。

合同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不在欺骗行为的表象，而在“非法占有目的”的实质判断；而民企合同诈骗风险的化解，其最优解亦不在刑事程序内部的事后辩护，而在刑事程序启动之前的前端化解。这一判断的法理根基，在于刑法作为保障法的谦抑定位——只有当民事手段不足以恢复受损法益时，刑法才应介入；在于“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的客观化、实质化认定——综合签约时履约能力、取得财物后用途、未履约后表现、欺骗手段程度等因素，严格限缩合同诈骗的成立范围，防止将商业经营失败泛化为刑事犯罪。诚如刑辩实务界常言，最好的辩护不是精彩的法庭论辩，而是让案件根本不进入刑事程序。对民营企业而言，以刑民一体的法律智慧和前移的风险管理，把每一份合同的风险化解于未萌，正是“攻防之道”的真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