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杨
摘 要 合同诈骗罪是悬在民营企业经营活动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规范构造看，其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不在欺骗行为的外在形态，而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这是合同诈骗罪作为“目的犯”的核心要件，也是刑民界分的枢纽。本文以《刑法》第224条为中心，论证“非法占有目的”必须通过签约时的履约能力、取得财物后的用途、未履约后的表现、欺骗手段的程度等客观事实进行实质推定，并结合欺骗内容、欺骗程度与“财产损失”等学理标准，防止将商业经营失败泛化为刑事诈骗。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民企合同诈骗风险化解的理性路径应当是“前移”——以刑民一体的律师角色，在风险萌芽期、显现期、实发期三阶段分层施策，把涉刑风险尽可能化解在刑事程序之外，实现“最好的辩护是让案件根本不进入刑事程序”的目标。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民事欺诈；刑民交叉；风险化解；刑法谦抑性 引言：一张发票背后，可能不只是税务风险 “朋友公司需要发票，帮忙开一张怎么了？”“没有实际业务，但公司有开票额度，收几个点也不算什么。”“我只是介绍双方认识，又没有亲自开票，出了问题也与我无关。”在涉税刑事案件中，这些说法并不少见。部分行为人将虚开发票理解为普通的财务操作，认为只要不是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没有直接骗取国家税款，就不会承担严重法律责任。然而，普通发票并非刑事法律规制的“安全区”。没有真实业务而开具发票、为他人虚构交易开票，或者介绍他人实施虚开，均可能触及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定的虚开发票罪。 但反过来说，也不能仅凭发票与实际业务不符，就直接认定行为人构成犯罪。刑事责任的成立，仍须以法定构成要件为基础，并结合行为方式、涉案金额、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及其在整个开票链条中的实际作用综合判断。对于企业经营者、财务人员以及参与发票交易的中间人而言，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开了多少张票”，更是交易是否真实、开票行为是否违法，以及自己究竟参与了什么。 一、虚开发票罪的法律边界：普通发票并非刑事风险的“安全区” 虚开发票罪规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制的是虚开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发票的行为，实践中通常涉及普通发票及其他相关发票。根据刑法规定，犯虚开发票罪，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本罪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主要区别，在于犯罪对象、构成要件及相关数额认定规则不同。不能因为两者都涉及“虚开”，就将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税款数额标准直接套用于普通发票案件；同样，也不能因为普通发票通常不具有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功能，就认为其不可能引发刑事责任。普通发票同样可能被用于虚构成本、冲减利润、掩盖资金流向、套取企业资金或者配合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发票开具行为一旦突破真实交易和合法开票的边界，就可能从一般税务违规转化为刑事法律问题。因此，判断是否构成虚开发票罪，不能只看发票名称，更不能只凭“帮朋友忙”或者“收取几个点”的表面描述，而应当回到具体行为及其法律性质。 二、虚开行为的认定：核心在于发票与真实业务的对应关系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第十二条，对虚开发票罪中的虚开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主要包括：没有实际业务，却为他人、为自己、让他人为自己或者介绍他人开具发票；虽然存在实际业务，但开具的发票与真实业务的货物品名、服务名称、货物数量、金额等不符；非法篡改发票相关电子信息，或者以其他违反规定的手段虚开发票。例如，双方并未发生货物买卖、服务提供等真实交易，却通过签订虚假合同、制作虚假结算资料等方式开具发票，可能属于没有实际业务而虚开；实际提供的是一种服务，却开具另一种服务的发票，或者实际交易金额明显低于开票金额，则可能涉及发票内容与真实业务不符。由此可见，虚开发票并不局限于“完全没有交易”，真实交易与虚假开票可以同时存在，审查重点在于发票所记载的交易内容是否与实际业务相符，以及是否存在法律规定的虚开行为。 但必须强调，发票存在不规范之处，不等于当然构成虚开发票罪。对于存在真实交易的案件，应当核查合同约定、货物交付、服务履行、资金往来、发票开具及相关账务资料，区分真实交易中的开票瑕疵、业务与开票主体不一致等复杂情形，与为掩盖虚假交易而实施的刑法意义上的虚开行为。对于刑事辩护而言，不能只问“发票有没有问题”，还要进一步查明：问题具体出在哪里？是否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虚开情形？相关事实是否有充分证据证明？ 三、虚开发票罪的入罪与量刑标准：票面金额和发票份数如何认定 2024年3月20日起施行的法释〔2024〕4号第十三条，明确了虚开发票罪“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直接关系到案件是否达到相应的刑事追责情节以及可能适用的法定刑幅度。 （一）情节严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规定的“情节严重”：虚开发票票面金额累计达到50万元以上；虚开发票100份以上，且票面金额累计达到30万元以上；五年内因虚开发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因虚开发票受过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虚开发票行为，票面金额达到前述相应标准的60%以上。 （二）情节特别严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虚开发票票面金额累计达到250万元以上；虚开发票500份以上，且票面金额累计达到150万元以上；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前述再犯情形，且票面金额达到相应标准的60%以上。上述再犯标准并非只要曾经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就一律适用，而是须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处罚类型、时间范围及再次实施虚开等条件。具体案件中，应当对前次处罚的性质、时间以及本次涉案金额和份数分别核实。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述标准依据法释〔2024〕4号第十三条，具体案件还应审查是否符合该条规定的其他情形，不能仅凭单一数字机械作出结论。此外，2022年《立案追诉标准（二）》第五十七条也规定了虚开发票案的立案追诉标准，办理具体案件时，应结合现行司法解释与立案追诉规范理解适用，尤其不能将不同犯罪的数额口径混用。 （三）票面金额、税额与违法所得不能混为一谈 普通发票案件中，司法解释采用的是发票票面金额标准。它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中所涉及的虚开税款数额并非同一概念，也不能与行为人收取的“税点费”、介绍费或者其他违法所得混为一谈。例如，行为人收取数万元开票费用，并不意味着本案虚开发票票面金额就只有数万元；反过来，票面金额达到一定数额，也不意味着违法所得必然达到同样规模。办案中应分别核实涉案发票的份数、票面金额、行为人的获利情况及其实际参与范围。 四、介绍他人虚开、收取“税点费”：刑事责任不能一概而论 “介绍他人虚开”是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虚开行为之一。即使行为人没有亲自开具发票，也没有在发票上签字，只要其实际实施了介绍他人虚开的行为，仍可能被纳入刑事审查范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介绍过开票双方，就必然构成虚开发票罪。刑事责任仍须以符合犯罪构成及相应情节标准为前提，并根据证据查明行为人是否实际参与虚开、对相关事实的认识、介绍行为与虚开发票之间的联系，以及涉案发票金额和份数等因素。 例如，某人明知甲公司与乙公司没有真实交易，仍主动联系双方、安排虚假合同和开票事宜，并按票面金额收取费用，其行为风险显然较高。相反，如果行为人只是介绍双方认识，对后续交易和开票情况并不知情，是否构成犯罪，就不能仅凭“介绍关系”直接下结论，而应当结合聊天记录、资金往来、沟通内容及其他证据作出判断。收取“税点费”也是如此：收取费用本身并不能代替对犯罪构成的审查，但如果所谓“税点费”实际上是为无真实业务的开票行为收取的手续费，相关收费约定、转账记录和沟通内容就可能成为证明行为人参与虚开的重要证据。因此，既不能将“介绍”简单等同于无罪，也不能将所有介绍行为一概认定为犯罪。关键在于行为人究竟介绍了什么、是否明知虚开事实、实际实施了哪些行为，以及案件是否达到相应的刑事追责标准。 五、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与中间人的责任边界：岗位身份不能替代主观故意审查 在虚开发票案件中，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出纳及中间人可能同时出现在同一开票链条中，但各自承担的刑事责任并不必然相同。企业负责人决定通过虚假业务开票、安排人员制作虚假合同或者组织资金流转的，可能成为重点审查对象；财务人员如果明知没有真实业务，仍按照安排开具发票、制作虚假凭证或者协助完成相关流程，也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中间人如果明知交易虚假，仍积极联系开票主体、安排开票并从中获利，同样存在刑事风险。 不过，“老板让我做的”不能当然免责，“我是财务人员”也不能当然证明有罪。对每一名涉案人员，都应当查明其主观认识、实际参与程度、具体行为及其在案件中的作用。不能仅因某人在公司任职、经手发票或者参与付款，就推定其明知虚开并应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受雇从事财务工作的人员，能够证明自己对虚开事实确不知情的，相关证据可能直接影响犯罪故意的认定；即便行为人确实参与了犯罪，也仍需结合其决策权限、参与程度、获利情况及其他具体情节，依法判断其责任大小。因此，财务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妥善保存业务指令、合同资料、验收记录、开票申请及相关沟通信息。这些资料不仅有助于还原业务过程，也可能成为判断其是否明知、是否受他人安排以及实际参与程度的重要依据。 六、虚开发票案件的有效辩护：回到构成要件、数额认定与责任归属 虚开发票案件的有效辩护，不能停留在“金额不大”“只是帮忙”或者“没有赚多少钱”等表面理由，而应围绕犯罪构成、情节标准与责任主体展开实质审查。 第一，审查涉案发票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虚开。 对存在真实交易的案件，应当核查合同、交付、服务履行、资金支付及发票记载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明确实际业务与开票内容究竟存在何种差异，避免将一般税务瑕疵直接等同于犯罪。第二，审查票面金额、发票份数及情节标准的计算是否准确。 应逐张核实涉案发票的真实性、开具主体、票面金额、开具时间及对应业务，审查是否存在重复统计、将真实业务发票计入虚开金额，或者将与行为人无关的发票归责于其个人等问题；对于再犯情形，还应严格核实前次处罚的性质及相关法定条件。第三，审查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与实际参与程度。 对于企业负责人、财务人员和介绍人，应当分别查明其是否明知不存在真实业务、是否参与安排或实施虚开、是否从中获利，以及其行为在整个开票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不能仅凭岗位、关系或者资金往来，就推定行为人具有犯罪故意。第四，审查涉案行为是否涉及其他犯罪，以及能否依法从宽处理。 虚开发票可能与虚构成本、骗取资金、职务侵占等其他行为交织，具体案件应当根据事实分别评价，避免混淆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对于已经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案件，行为人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等情况，也应依法审查其对处理结果的影响。 法释〔2024〕4号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实施危害税收征管犯罪，造成国家税款损失的，行为人补缴税款、挽回税收损失，可以从宽处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补缴税款就能自动免除刑事责任，仍须结合案件事实和法定条件作出判断。刑事辩护的价值，不在于为违法行为寻找借口，而在于以证据检验指控、以构成要件限定责任、以法律规则校准处理结果。只有把涉案发票、真实业务、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具体参与程度逐一查清，才能对案件作出准确的法律评价。 结语：以真实业务为底线，以证据审查厘清刑事责任 帮朋友开票、替公司走账、收取开票费用，看似是商业往来中的小事，却可能涉及真实交易、税务管理和刑事责任等多重法律问题。尤其当涉案发票金额不断累积、开票双方缺乏真实业务基础，或者行为人主动参与虚假合同、资金流转和开票安排时，风险更不容忽视。但刑事司法同样要求准确区分违法与犯罪、行为与责任。发票存在问题，不等于每一名经手人员都构成犯罪；参与开票链条，也不意味着所有人的责任完全相同。是否构成虚开发票罪，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和在案证据作出判断。 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应当坚持业务真实、合同真实、资金流向清晰、发票与实际交易相匹配；对财务人员和其他参与者而言，则应当明确自身职责边界，拒绝参与没有真实业务基础的开票安排，并妥善保存能够反映真实业务过程的资料。一张发票是否会演变为刑事案件，不能只看开票时收了多少“税点”，更要看它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守住真实交易的底线，是防范涉税刑事风险的第一步；一旦进入刑事程序，则应当回到事实、证据与法律构成，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关键词：虚开发票罪｜普通发票｜虚开发票立案标准｜介绍虚开｜涉税刑事风险｜刑事辩护 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税收征管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4〕4号）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一条等规范撰写，旨在进行法律普及，不构成针对具体案件的法律意见。具体案件应结合实际交易、税款处理情况、相关证据及所处程序阶段综合分析。 声 明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得视为发现律师事务所或其律师出具的正式法律意见或建议。如需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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