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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解离岸信托 21 号文:征税规则下的法理衔接与实务疑问 | 发现原创

2026-11-1023

作者:赵轲


引  言


自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6 年第 21 号,下称 “21 号文”)以来,离岸信托的税务处理受到较多关注。如今,针对有关历史未缴税款设置的 90 日申报缴税过渡期已经过去,本文拟结合公告及有关答记者问,对其中几个问题作简要梳理和分析。




离岸信托野蛮生长的时期,信托作为财富传承、资产配置及风险管理的工具同时也确实存在利用离岸属地信息不透明、税负偏低隐匿所得、逃避纳税的税务风险。对于性质相同的经济利益,不应仅因持有方式不同而获得免税或者无限期递延纳税的待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明确离岸信托的征税依据有利于维护税收公平,也有利于纳税人提高遵从度、降低合规风险。


基于居民个人全球所得全面征税的税法基本原则,21 号文构建了覆盖离岸信托设立、存续、终止、主体身份变更、权利人死亡等全生命周期的征税体系,不仅规范了居民个人、非居民个人设立离岸信托的涉税行为,还针对性地明确了境外实体嵌套、关联方利益输送、主体身份转换、权益承继等特殊场景的税务处理,同时配套细化了反避税规则、境外税款抵免、分期缴税、资料报送等配套机制,从制度层面最大限度堵塞了征管漏洞。


但从税法逻辑自洽性、规则衔接的角度来看,21 号文全环节征税的制度设计,仍存在部分条文逻辑衔接不够清晰的问题,部分核心征管规则的底层法理依据有待进一步阐释。


一、资产装入信托环节与存续环节的规则衔接疑问

根据 21 号文第三条规定,居民个人将股权、房产等各类财产装入离岸信托,无需发生实际资产转让、无需取得交易对价,直接以财产装入当日市场价值扣除原值及合理费用后的余额,按照 “财产转让所得” 20% 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且纳税完成后,信托财产的计税原值同步调整为装入时的市场价值。也就是说,财产装入信托被赋予了确认此前累积增值的税收效果。第四条则将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及公告所称有关境外实体在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直接归属于该居民个人,不以实际分配为条件。


我们看到,在21号文的评价逻辑西下,信托资产装入时,“财产转移”足以使此前增值实现并触发征税条款;存续时,“财产转移”又不足以改变此后“所得”的归属。资产装入信托这个环节在税法上究竟终结了什么,又保留了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还需要区分信托财产的民事独立性与所得的税收归属。


中国税收居民设立离岸信托,需结合该信托的准据法以及有关财产转移所适用的法律进行分析。对于委托人将自有财产转交境外受托人持有的安排,仅签署信托文件并不能完成财产转移,还需履行被转移财产所适用的法律所要求的权利变动手续。以中国境内公司股权为例,将股权装入离岸信托,不能仅凭境外信托文件即认定股权已经转移,还应依中国法律办理股东名册变更及变更登记,并满足其他法定要求。


在上述转移依法完成后,从权利外观来看,信托财产已经不再以委托人个人名义持有,而由受托人持有。在信托真实有效、财产转移合法完成,且不存在损害债权人等可撤销事由及其他法定追索情形的前提下,依其准据法,信托财产原则上形成与委托人、受托人个人一般责任财产相区分的独立财产。


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21 号文的处理值得进一步讨论:民事上已经依法完成财产转移,并形成相应财产独立效果,税法上装入环节又按市场价值确认转让所得,为何存续期间的后续收益仍持续归属于原出资人?如果这是独立于民事财产归属的特别税收安排,其依据及与装入环节的衔接逻辑到底是什么。


实务中,离岸信托在权力配置、实际控制和受益安排上存在显著差异。21号文已经以“装入财产”作为年度收益归属的主要连接点,但为何这一连接足以在不同权利结构下持续适用,以及其与其他阶段采用的规则如何协调,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分析离岸信托,不宜仅依据信托名称判断委托人的地位,而应分别考察撤销权、保留权力、实际控制和受益安排。不可撤销不等于没有保留其他权力,不参与管理也不等于不享有利益。第三方受益安排既可能是固定分配,也可能由受托人酌情决定。(本文下文所讨论的委托人完全退出,应当是结合信托文件和实际运行,确认其既不实际支配财产及分配,也不享有相关受益利益的情形。)


具体而言,部分离岸信托为委托人保留控制权、受益权的自益信托、可撤销信托,委托人实质持续支配资产、享有收益,存续收益穿透归属于委托人计税,这种情况下符合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但对于委托人完全退出、无控制权、无受益权、不可撤销的第三方受益信托,委托人仅为初始出资人,后续资产运营、收益分配均由受托人独立裁量、分配给第三方受益人,此时继续无条件穿透初始委托人计税,其法理依据与实质合理性存疑。当然,我们理解税法并不必然机械遵循信托的民事安排,也可以为反避税、反递延等目的设置特别规则。但特别规则需要充分的适用理由否则就存在滥用的可能。


二、信托终止、权利人死亡场景下的规则模糊点

除此之外,信托终止、权利人死亡等特殊终止场景的征税规则,存在税目适用、税基衔接、权益界定的模糊地带。


根据 21 号文第五条规定,居民个人离岸信托终止清算时,全部清算收益统一按照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计税,同时要求终止当年 1 月 1 日至终止日的运营收益,仍按存续环节规则区分税目计税。


该条文同样可能引发多重疑问:信托存续期间严格区分 “财产转让所得” 与 “股息红利所得”,为何终止清算环节统一适用 “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清算所得本质是底层资产增值收益还是信托权益收益?前期已完税的留存收益如何在清算税基中抵扣,避免重复征税,公告已规定清算收益的基本计算方式,但已税留存收益如何在具体核算中排除,以及终止当年运营收益与清算收益如何划分,仍值得结合申报表及填报口径进一步明确。


同时,21 号文第七条针对居民个人死亡后的信托处置作出规定,引入 “权益承继” 概念,明确由其他居民个人承继信托权益的,延续原有信托征税规则;由非居民个人承继或者无人承继的,按死亡当日信托财产市场价值扣除原值后的余额计税,并对原值及后续适用规则作相应调整。

但条文未明确核心界定标准:何为 “信托相关权益”?受益人依据信托文件固有享有的受益权,是否等同于 “承接委托人权益”,委托人生前已完全退出信托控制、无任何权益的情况下,“无人承继” 的认定标准与计税依据如何界定,上述模糊点容易引发实务征管争议。


上述问题看似分散,实际上具有共同的症结是 21 号文暂时未回答连接“信托所得”与“纳税人”两者的究竟是历史出资、实际控制、经济利益,还是特别设定的税收身份,各阶段采用不同连接点时,转换条件是什么等问题。


三、“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缺少可量化落地判定标准

官方答记者问明确,21 号文多项规则依托 “实质重于形式” 原则制定,将离岸信托未分配收益、境外实体囤积收益全部纳入征税范围,核心目的在于防范利用离岸架构递延纳税、隐匿收益、利益输送的避税行为,该政策的制定初衷与反避税导向完全契合,实务中具备充分的监管必要性。


但从实务落地角度,“实质重于形式” 作为原则性规定,缺乏可量化、可落地的判定标准。当前政策仅明确了需要征税的场景,未清晰界定何种控制、何种利益关联、何种架构安排构成需要穿透征税的 “实质关联”,也未明确具备合理商业目的、无避税意图的合规离岸信托架构的豁免情形。


对于真正用于跨境资产隔离、家族风险防控、合规产业投资的离岸信托,如何区分合规经营与恶意避税,缺乏明确的裁量边界,容易导致征管尺度不统一、纳税人合规预判难度大的问题。


21 号文已经对各阶段如何申报纳税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规定,我们期待后续解释进一步说明,装入时的转让确认、存续时的穿透归属、终止时的清算处理,以及死亡后的权益承继等问题如何在同一制度下协调。对于委托人权力和利益发生实质变化的情况,是否需要相应的识别标准和调整机制,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明确征税依据是维护税收公平的必要举措,而将征税规则背后的依据和逻辑说清楚,同样是提高税收确定性、稳定纳税人预期所应有的内容。


律师简介

FAXIAN


赵轲律师

发现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执业资质:执业律师  税务师

成都市国际税收研究会 理事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硕士研究生行业导师

成都仲裁委仲裁员

2025  Legal 500  China Elite

具有法律和税务双重执业资质和能力,擅于从法律和税务双角度考虑问题,主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税务+法律合规咨询,具体包括企业税务合规咨询、指导企业享受税收优惠、代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涉税犯罪案件、帮助企业重组和并购交易作出税务安排、解决企业破产清算及重整过程中涉及的税务问题、协助企业创始人优化家族企业架构及设立家族信托、帮助企业完成税务尽职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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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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