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李佳颖
前 言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另立同业公司、转移商业机会、通过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在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中，“行为违法”的认定往往并不难，真正让原被告双方反复拉锯的，是另一个问题：公司到底损失了多少钱？ 主张高了，可能因举证不足被大幅调减甚至全案驳回；主张低了，又无法充分弥补公司损失。笔者近期围绕此类案件做了一次系统的类案检索，梳理七则裁判文书后发现：法院在认定损失时并非套用单一公式，而是根据证据情况、当事人配合程度和损失的确定性，循着三条层层递进的路径展开——能精算的精算，不能精算的推定，无法推定的酌定。本文结合案例逐一拆解，供企业家与同行参考。 一、先厘清前提：公司手里有两条请求权通道 讨论“损失如何计算”之前，先要分清公司主张的是哪一项权利，因为二者的举证责任完全不同。 根据《公司法》（2023年修订）第一百八十条，董监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与此配套的救济有两条： 一是归入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董监高违反本法第一百八十一条至第一百八十四条规定（挪用资金、违规关联交易、篡夺商业机会、经营同类业务等）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据法信平台对相关裁判规则的梳理，司法实践的主流观点认为，归入权的行使并不以公司存在实际损失为前提，只要董监高因违反忠实义务获得了收入，公司即可主张收归所有。 二是损害赔偿请求权。《公司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董监高执行职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一路径适用侵权赔偿的“填平原则”，但公司须就损失的存在及具体数额承担举证责任——这正是本文讨论的“损失计算”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分析的裁判文书均作出于新《公司法》施行前，判决适用的还是2018年《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至第一百四十九条，两条请求权的基本框架一脉相承。实践中，归入利益之外的其他损失，公司仍可一并主张赔偿，两条赛道可以并行不悖。 二、路径一：借助审计评估，把损失“算出来” 法院最倾向于采纳此种方式，因其兼具便捷性与说服力。专业机构一旦出具报告，法院通常即予采信。然而，同为依据审计报告，具体计算方法却存在显著差异。 算法一：关联交易价差法——比出损失 在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3民终10081号案中，高管刘某红在任职期间，通过其丈夫和儿子控制的公司与任职公司进行关联交易，销售价格明显低于售予其他公司的价格。法院委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核心方法是：将“卖给关联公司的价格”与“卖给无关联第三方的平均价格”对比，二者价差即为公司损失，共计 346,170.64元。 值得注意的是程序层面的细节：刘某红虽对审计结论提出异议，但既未申请重新鉴定，也未提交相反证据，法院遂直接采信审计报告，并据此判决。 算法二：商业机会利润法——合同额乘以利润率 在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01民终2154号案中，陈某雄在职期间设立同业公司，将任职公司正在接洽的西宁站改、莞惠轨道等项目转移出去。法院分两步计算：先通过调查取证，确认被侵夺商业机会对应的合同总额为5,052,963.2元；再采信原告单方委托的审计报告所证明的33.2%的年度利润率——被告未提反证、未申请重新鉴定，单方委托报告同样可以作为定案依据。最终损失＝合同总额×利润率≈ 1,677,583元，此外，公司垫付的差旅费亦得到法院酌情支持，金额为3万元。 算法三：直接损失切割法——并非对方所获利益均可认定为我方损失 同样是商业机会被侵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1）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1341号案展现了法院的审慎一面。谢某担任总经理期间设立竞争公司，经法院委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竞争公司净利润为1,583,262.12元，原告也据此诉请全额赔偿。但法院并未：“见利润就判”，而是逐项切割；经审理，法院排除了以下项目：离职时经合法股权转让取得对价者；未完成且盈亏不确定者（可另行主张）；无法证明与职务行为相关者。最终，仅支持公司为接洽三个特定项目实际支付的差旅费、招待费共计37,375.90元。 三案对照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竞争公司的利润不等于公司的损失。法院严格区分直接损失与间接预期利益，只有能够明确归因于违信行为的、有凭证支撑的损失，才会被纳入填平范围。 三、路径二：举证妨碍之下，作不利于被告的推定 精确计算需要财务数据，而账册往往掌握在被告及其关联公司手中。被告”捂账本“怎么办？柳州中院的判决，提供了一个极具参考价值的答案。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桂02民终1994号案中，总经理陈某生将本属于任职公司的农贸市场经营权，转移给自己持股66.9967%的力升公司经营。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出具《房地产估价报告》，确定案涉市场摊位、商铺的租金标准；原告再结合摊位数量计算出被告经营期间的总租金收益，并依据自身历史经营数据计算总成本。法院多次要求陈某生和力升公司提交实际经营账册，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十八条关于举证妨碍的规定，法院采纳了原告的计算方法：损失＝评估确定的总租金收益18,614,731.61元－历史总成本8,338,838.94元＝ 10,275,892.67元，力升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判决还进一步明确：2022年11月9日之后的损失，按调整后的月平均利润165,295.86元继续计算至市场经营权实际丧失之日。 这一标的额逾千万元的判决，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掌握证据却拒不提交，法院就会用对方提供的合理算法来定数。 对原告而言，主动申请法院责令被告提交账册、书面固定被告拒供的事实，是把“计算难题”转化为“推定武器”的关键一步；对被告而言，拒不提供账册的代价，往往远大于账册本身可能暴露的问题。 四、路径三：举证不能精算时，法院综合因素酌定 如果客观上既无法审计，又缺乏推定基础，但损害确实存在，法院不会简单驳回，而会行使裁量权，综合多种间接因素酌定赔偿数额。从三则案例看，“酌定”不是和稀泥，考量因素有规律可循。 一看持股比例与公司盈亏。在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9民初24979号案中，执行董事王某设立经营范围完全一致的唯派公司并持股85%，原告按其从唯派公司可得收入主张赔偿约2,179万元。法院认为该数额缺乏证据印证，原告自身营收也未见减少；但因两被告拒不提供收入证明和经营数据，“并不意味着王某可以免除赔偿责任”。法院综合参考双方盈亏情况和持股比例，酌情判决赔偿 8万元，并判令唯派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看双方利润此消彼长与个人薪酬。在常熟市人民法院（2020）苏0581民初6213号案中，经理吴某能另立科安公司经营同类业务，原告主张600万元损失缺乏直接证据。法院查明两家公司同时期每月预计利润（原公司50,214.93元、新公司31,994.15元），结合吴某能在两家公司的角色作用、其在原公司50%的参股比例和每月6,000元薪金、其已将新公司股份转让等因素，酌定其“可获得收入”为 20万元，归公司所有——这实际是归入权思路下的酌定。 三看过错程度，损害事实存在即不应放行。在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粤01民终9764号案中，董事肖某为竞品公司站台，一审以其具体收入无法证明为由驳回全部诉请；二审改判，认为其行为“已实际损害了泰美隆公司的利益”，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根据公司经营情况、肖某过错程度，依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酌定赔偿 20万元。 三案的共同点值得原告警醒：酌定是底线保障，不是理想结果。2,179万元的主张最后拿到8万元，落差全部来自举证短板——法院可以在损害事实与赔偿数额之间搭桥，但桥的高度取决于证据的质量。 五、律师视角的六条实务建议 对公司（原告）而言： 其一，先选通道再举证。能锁定董监高违法所得的（如在竞业公司的薪酬、分红），归入权路径举证更轻；主张损害赔偿，则必须围绕损失数额构建证据体系，二者也可以并用。 其二，第一时间固定财务证据，果断申请司法审计或评估。从类案看，法院对专业机构报告高度依赖，审计结论几乎决定损失认定的走向。 其三，设计“说得通”的计算方法。价差法（关联方价格与第三方均价之差）、利润法（被转移合同额×经审计利润率）、收益成本法（评估收益－历史成本），都是经过检验的合理算法。计算方法具备商业合理性，即便证据链不完美，也可能在推定或酌定中被法院采纳。 其四，善用举证妨碍规则。关键账册在对方手中的，书面申请法院责令提交并留存记录；对方拒不提供的，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四十八条主张不利推定。 其五，对预期利益保持克制。法院严格区分直接损失与间接利益，不确定、未实现、无法归因的收益主张，大概率被排除，不如把举证火力集中在直接损失上。 对董监高（被告）而言： 最后，别把“拒不提交账册”当诉讼策略。柳州案1,027万元的判决已经说明，举证妨碍换来的不是免责，而是对己不利的全额推定；对审计报告有异议，正途是申请重新鉴定并举出反证。 结 语 纵观七则案例，法院认定损失的核心逻辑在于“填平”与“制裁”之间的平衡：有精确证据的，则精算填平，被告不诚信的，则推定制裁，两者皆不能的，则以酌定兜底，同时始终对间接损失保持审慎。对公司而言，损失的计算从来不是庭审最后一页的算术题，而是从发现违信行为第一天起就应当布局的证据工程。 公司治理系列文章往期推荐： ✦ 律师介绍 ✦ 张文律师 发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张文律师，厦门大学法学硕士，公司治理与股权交易专委会主任。主要从事公司商事争议解决、企业法律顾问、强制执行。代理的股权转让纠纷、股东抽逃出资纠纷、公司人格否认纠纷，公司变更登记纠纷、公司清算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股东代表诉讼等公司法案件均取得了良好的判决结果。 张文律师执业以来，坚持实务经验与理论研究相结合，笔耕不辍，出版了公司法专业著作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和文章。例如2024 年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公司人格否认案件裁判精要与办案指导》（30万字）；论文《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制度的实践反思——基于 165 件案例的实证分析》（2022 年第十三届中国破产法论坛优秀论文征文三等奖）；《管理人待履行合同选择权的行使现状及制度重构——基于100份租赁合同纠纷判决书的实证分析》（江苏省法学会破产法学研究会2025年年会优秀论文三等奖）；长期在《法律与生活》《经济观察报》《四川律师》《法治网》等权威期刊或媒体发表公司法实务类文章，将办案经验转化为理论成果，为行业实务提供重要参考。 联系方式：15608056005（微信同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83号中海国际中心G座6楼 李佳颖律师 发现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 李佳颖律师，南京师范大学法律硕士，主要执业领域聚焦民商事诉讼，兼具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与丰富的实务操作经验。 执业前，李律师曾任职于世界500强外企，积累了深厚的企业合规与商业逻辑素养，为后续精准处理企业相关法律事务奠定了坚实基础。执业以来，其深耕民商事诉讼领域，参与代理多起大额诉讼及仲裁案件，凭借敏锐的案件洞察力，能快速捕捉案件核心矛盾、精准把控案件全局，高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先后为四川汶马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四川银行成都分行、中国农业银行经济开发区支行等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法律服务，涵盖诉讼代理、风险防控等多个方面，以严谨负责的执业态度、专业高效的服务能力，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认可与信赖。 联系方式：15208291027 办公地址：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383号中海国际中心G座6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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