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信息
审理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案号：执行异议（2019）川34执异13号；执行复议（2020）川执复43号；执行监督（2021）最高法执监514号
裁判时间：2021年12月20日
入库编号：2023-17-5-203-030
关键词：执行 执行监督 执行申诉 冻结 追缴赃款 案外人财产 征询意见
导 读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常遇一个前置难题：判决主文仅笼统判令“赃款继续予以追缴”，未列明具体财物。此时执行法院能否依据侦查、检察机关的函件，径行认定案外人名下股权系赃款赃物？（2021）最高法执监514号裁定给出否定回答：执行机构应向作出生效判决的审判机构征询意见；审判机构明确案涉财产不属应予追缴的，即使公安、检察机关出具相反证明，亦应解除冻结。
一、基本案情
2009年12月9日，四川高院作出（2008）川刑终字第811号刑事判决，主文仅判令“赃款继续予以追缴”，未认定登记在重庆某投资公司名下的某证券公司5000万股股份属于应予追缴的财产。凉山中院执行该案时，依受害人四川某电力公司举报，发现张某某等人实际控制该公司期间将上述股份转让给重庆某投资公司，公安部门与该院先后冻结该股份。2014年4月4日，凉山州人民检察院函告该院，称购买该股份的5000万元系811号判决9900万元赃款的一部分。
重庆某投资公司以案涉股权非生效判决认定的赃物为由提出异议。凉山中院于2019年10月16日层报四川高院执行局征询审判部门意见，同年12月31日获复函：补充侦查证据未经起诉指控及庭审质证，不能证明股权资金来源于赃款，原判对赃款去向另有明确认定。2020年1月2日，该院撤销（2018）川34执恢15号裁定，解除对74304000股（原5000万股）股份及收益的冻结；复议维持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0日驳回申诉。
二、裁判要旨
本案生效刑事判决仅判令继续追缴犯罪人所得赃款而未明确应追缴的具体财物，案外人对执行法院冻结其名下财产提出异议，请求解除冻结的，执行法院的执行机构应依法定程序向作出生效刑事判决的审判机构征询意见，或者由审判机构直接作出补正裁定。审判机构明确案涉财产不属于应予追缴的财产，即使公安或者检察部门出具证明认为案涉财产系应予追缴的违法所得，执行法院亦应解除对案涉财产的查封或者冻结。刑事案件受害人可通过审判监督等途径另行主张权利。
三、再审研析
本案的核心争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当执行依据对涉案财物性质“保持沉默”时，谁有权替它说话？
（一）“继续追缴”留下的空缺与执行依据的明确性要求
《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予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但追缴的对象是具体的违法所得，而非抽象的法律评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要求，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者财物的名称、数量。其要旨在于把“追缴”转化为可供执行的具体给付——追缴什么、追缴多少、向谁追缴，均须可确定。
“赃款继续予以追缴”在这三个维度上都是空缺：它确定了追缴对象的抽象范围，却未确定具体财物标的；它宣示了国家追缴的权力，却未完成对特定财产权属的实体判断。当执行标的指向案外人名下财产时，这一空缺便从技术性瑕疵变为程序性障碍——执行机构若要推进，须先回答“该股权是否系赃款转化物”，而这已超出执行实施的职能。
（二）审执分离：执行机构不得在程序内自行认定赃款赃物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凉山中院征询审判部门意见后据以解除冻结，“并无不当，符合审执分离原则”。此语反向确认了另一命题：执行机构未经征询、径行认定案涉股权为赃款赃物并予处置，即属违反审执分离。
其法理在于，执行权是实施权，功能是把已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付诸实现，而非创设或变更实体权利义务。认定财产是否属于违法所得，需审查资金流向、对价是否合理、受让人是否善意、是否与他人合法财产混同等实体问题，涉及举证责任分配与证明标准把握，属典型的审判权事项。执行机构径行判断，实质是以执行程序替代审判程序，构成“以执代审”。
其损害并非抽象的程序瑕疵，而是可具体的权利减损：案外人被剥夺举证、质证、辩论的机会，却直接承受财产被认定为赃物的后果；审级救济随之落空，只能在异议、复议、申诉的链条内反复主张；一旦认定有误，错误已通过财产处置转化为难以回复的事实。本案中，重庆某投资公司历时近两年方获解冻，足见程序错位的纠正成本。
（三）征询意见程序及其三重边界
在“不能自行认定”与“不能不执行”之间，制度给出的通道是征询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法〔2018〕9号）第十五条规定，执行依据系上级法院作出的，由执行法院层报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征询。本案即依此完成：凉山中院因执行依据系四川高院作出而层报，由上级法院执行机构征询并取得书面答复。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确认，说明此非可选择的工作方法，而是法定路径。
其边界有三。第一，征询意见不是新的执行依据。答复只是对既有判决内容的查明，不能创设判决未曾认定之内容。本案答复的落点是“没有事实依据，也没有法律依据”，属否定性澄清，故可径行作为解冻依据；若答复认为某财产确应追缴而原判未予认定，则不能以答复代替裁判，只能通过补正裁定或审判监督解决——此时已非“明确”而是“修改”。第二，答复不能替代庭审。本案答复指出，补充侦查取得的新证据“未经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并经庭审质证，程序不合法”，可见征询只能澄清判决已认定的事实，不能成为绕开庭审、引入新证据的通道。第三，检察函件不能替代审判认定。本案最具张力之处，是检察机关曾于2014年4月4日函告执行法院，明确认为案涉5000万元系9900万元赃款的一部分，若仅从追赃效率出发，似已足以支撑继续冻结。但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尽管检察机关曾出具相关函件，但在法院审判机构未作出补正裁定或者其他合法执行依据的情况下，执行机构无法径行对案涉股权采取执行措施。”可见检察机关的意见须经起诉指控、庭审质证并被裁判采纳，方能转化为有执行力的认定；判决生效后，其对财产性质的单方判断不因机关层级或文书形式而取得实体认定效力。
（四）同类执行监督案例的对照：一条“是否点名”的分界线
围绕同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此前此后的一系列执行监督裁定，勾勒出一条可操作的判断标准：执行依据是否已经“点名”处置某项特定财产。
第一组是已经“点名”的案件。（2019）最高法执监519号中，判决主文第四项明确将冻结在案外人账户内的2亿元及孳息判令返还受害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判决内容明确、具体，执行部门应严格按照判决内容执行”，无需审查案外人是否善意取得，其主张属对生效判决不服，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2018）最高法执监843号中，涉案房产在判决第二判项即载明“依法予以追缴，退赔被害人”，最高人民法院同样认定，案外人主张善意取得“实质上并不是对执行过程中有关执行行为提出异议，而是对执行依据的相关判项提出异议，该异议不属于执行程序应当审查的范围”。（2023）最高法执监165号中，工业用地已列入判决所附“追缴财产清单”，案外人主张地上房产及部分土地权益，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其“实际上是对生效刑事判决对于涉案财物的认定有异议”，不属执行异议审查范围。
第二组是尚未“点名”的案件。（2022）最高法执监162号中，15套房产虽已被查封，但判决未明确其处理方式、性质不明，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执行法院未书面征询刑事审判部门意见、径行以“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为由处置，属“认定事实不清”，撤销异议、复议裁定并发回重审。（2019）最高法执监38号则处理征询之后的下一步：执行法院已函请刑事审判庭审查，刑庭回函认为不属裁定补正范围，最高人民法院据此认定案外人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救济。
将本案置于这条分界线上，位置清晰。其一，本案与162号同属“未点名”，征询是必经步骤：162号反面证明未经征询径行认定构成事实不清，本案正面证明征询后依答复解冻合法。其二，本案与38号的分野在答复内容：38号是“无法补正”，只能导向审判监督；本案答复明确否定追缴，属对既有判决的澄清而非修改，故可直接作为解冻依据——这恰为本文关于“答复性质”的辨析提供实证。
需提示的是，519号、843号的立场——判决已认定赃物时，案外人的善意取得主张一律排除在执行审查之外——这一点在实务中并非没有争议，代理时仍应先判断财产是否已被“点名”。
四、结语
本案的价值不在于否定追缴，而在于把追缴放回它应当在的位置。效率诉求真实而正当，但不能以牺牲程序定性为代价——当执行依据对财物性质语焉不详时，执行机构所能做、也应当做的，是把问题交还给有权回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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