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原创||对张扣扣进行精神障碍鉴定是法律的要求 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4月11日，陕西高院裁定维持张扣扣故意杀人案的死刑立即执行判决。一时间，网络舆论哗然，有人认为张扣扣手段残忍、死不足惜，也有人认为其为母复仇，罪不致死。每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正义，对于判决结果，笔者不作评判，在此仅就二审以精神鉴定不能被滥用为由驳回辩护人提请对张扣扣精神鉴定的申请作探讨。笔者认为，对可能具有精神障碍的被告人，由司法机关委托专门性机构进行鉴定，是对生命的尊重，也是公正司法的要求。
一、公诉人在张扣扣是否患有精神障碍问题上，重辩论而轻证明，忽视了刑事责任能力证明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责任。
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是由公诉机关举证证明，世界上多数国家对被告人采取的是“无病推定”原则，即对被告人首先推定系无精神障碍，负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但在有线索或证据证明被告人可能有精神障碍时，就应当由公诉人来证明，以确定作案时的辨认力和控制力。首先，辩护人已向法庭举证，张扣扣母亲被人称做“疯婆子”，本身就有可能有精神障碍，张扣扣有家族精神病史的迹象。其次，张扣扣13岁时母亲被人打死，并在路边解剖，其目睹了这一切，如此惨烈的经历怎能不对一个未成年人的心里造成阴影。综上，张扣扣具有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高度可能性，在此情况下，检察机关要证明刑事责任能力，就应当委托专门性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否则就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起诉标准。
二、张扣扣是否存在精神障碍，应有专业机构进行鉴定，而不是由司法人员进行主观臆断。
对具有精神障碍的人采取特殊立法渊源，始于《后汉书》“狂易杀人，得减重论”，对此特殊立法，实际上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显现，如果一个社会，连精神病人都施以重型，不仅无意义，还会造成更大恶果。生活中，精神病人可能不会认识到自己患有精神病，而有的正常人，却被“精神病”， 接受“休假式治疗”。因此，刑诉法规定对精神鉴定应委托专门性机构作出，在张扣扣的二审审判中，法庭仅依据证人片面的生活经验法则来说明张扣扣的日常行为并无异常，驳回了律师的鉴定申请，公诉人甚至用报案人在报案时回答接警人员“不是精神病人杀人”的答案，来论证其不是精神病人，纯粹是走入了诡辩的误区。
三、委托精神鉴定，既是张扣扣的权利，也是公众信仰司法的一剂良药，法院无需害怕鉴定结果。
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张扣扣童年时母亲的惨死是会造成其性格不健全、精神有疾病的后果的，这是民众朴实的正义，也符合一般逻辑。法院拒绝鉴定申请，匆下判决，是否符合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呢。张扣扣因为不相信法律，走上了复仇的道路，警醒了司法，在悲剧还没结束的时候，更应用事实、用鉴定来说话，树立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无论鉴定的结果如何，都不应感到害怕，如果其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则回应了民众的疑惑，如果其系具有精神障碍的人，根据程度不同，也只是法院定罪量刑的参考。
《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明确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对被告人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如果因为事实认定错误或适用法律的偏差，错误的剥夺了被告人的生命，则应了培根说过的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审判比犯罪为祸更甚，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不公正的审判是污染了水源。“
现代法治社会，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暴力复仇的借口，但是在张扣扣的眼里，母亲的判决对于他是否公正，司法机关是否主动作为化解了矛盾，社会是否给了他足够的关爱，如果没有，在今天的审判中，我们又是否充分保障了他作为被告人的权利，尊重他的生命，谨慎地作出判决？
作者简介
敬小波
微信/电话：158-8208-7891，原资深检察官、公诉人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