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原创||你的问题，法官回答不了 ——评“陕西反杀案”被告之问
2018年12月20日“陕西反杀案”二审庭审期间，被告人当庭反问法官，“以后遇到这种事，我怎么做才是对的？”从公开途径无法知晓主审法官当庭如何回应该问题，但这个问题本身确实引发了不少关注。当然，更多地关注点是该案是否系正当防卫。我认为从法官的职业角色来讲，被告的这个问题，法官回答不了。
法官的职业定位决定法官不能回答被告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第二条规定，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法官是独立、中立行使裁判权的第三方，有了需要裁判的争议并提交到法院后，法官才会出面，他们没有办法在事前管理你的行为。“陕西反杀案”被告人的反问，一定程度上反应行为人在行为后的反思，在行为当时的场景下是否有其它选择可能性？即使存在案件中的行为，是否必然不能为法律所容忍？这些问题看似应由立法者进行规制，但立法者在立法时只能根据已有事件及案例规定行为性质，而无法穷尽未来社会可能出现的行为，这才有了法律解释存在的正当性。张明楷教授说，“刑法以固定的文字表述应对变化的生活事实，刑法适用者不可能改变生活事实，只能不断发现固定文字表述的新含义。”法官在评价行为性质时，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对特定生活事实的事后评判。出现争议，据此在法律范畴内解释法律，这才是法官应该做的。所以当你向法官发问事前该怎么办时，法官确实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超越了法官的权限，更超越了法庭审理案件这种活动规则的范围。
司法具有政治属性，也会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诉求。司法会受社会大众及主流意识形态对某行为态度的影响，若社会在某时期接受某种行为，司法就可能认定其合法，反之亦然。所以，对于同一问题，在不同时期完全可能出现不同的法律解释。这也体现了法律解释回应社会现实需要，西方法治国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美国最高法院周而复始的宣布同一行为合法、不合法。若本次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最终裁判认为被告的行为系正当防卫，似乎回答了被告的问题，但这仍然是司法的事后评价，它并未告知你事前应该“怎么做”（虽然这样的判决会对社会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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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制度运行逻辑决定法官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我国法官职业大体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体系，是司法领域的公务员。法官会受到公务员群体固有的制约、监督，更因为司法活动较强的外部性特征，司法活动及司法人员极易被社会大众关注甚至质疑。所以，对于法官而言，最好地选择一定是遵循国家制度设计，被动、保守的坐堂问案。纵然有了田间炕头开庭、送法下乡，好像就把法官等同于政府治理社会的官员，但前提仍然是有了事儿、有了纠纷，才有法官走出去……这个群体无法回答你事前该怎么做。
法官是制度中的人，他们必然要遵循制度的规定，没有超越制度作为的权利，更没有如此作为的动机。法官在法庭上的言行受到法律制约，他们必须考虑他们的言行，什么回答的法律的，什么回答是个人的。试想，如果法官当庭告知你“当时应该尽可能逃离或避让等等……”，庭审结束后一方面会有网络水军对法官的口诛笔伐，一方面会有组织上要求法官检讨自己的言行。国家制度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各司其职，法官在其职责范围内行为已然不堪重负，我们不应强求他们身披法袍越位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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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个体的法官本人可能对你的遭遇“理解之同情”
法官是制度中的人，但他们首先是社会活动中的人，他们也会受个人成长经历、社会基本正义底线、换位思考等因素影响。在没有接触该案之前或庭审结束后，法官个人也会在案发场景下思索如此行为的必要性，进而对行为合法性作出个人的倾向性评价。国家司法改革之后，法官根据在案证据形成的个人司法意见，会对司法结果有直接影响；司法活动也会对社会产生外部影响，进而影响行为人的行为选择。不可否认，这已然是社会进步、法治前进的表征。因此，被告人当庭的反问，可能引发法官对涉案行为的深思，但他无法回答被告的问题；因为法官只是裁判者，而不是教练，他们只能在案件中评价行为性质，进而间接影响行为人的行为选择。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当问法官“我该怎么办”时，实质是“父权主义”思想的表现。新时期，国家已然提出“治理”而非“管理”社会，语词的调整表明理念的变化。社会活动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个体的行为共同型塑社会这个概念；法律事前规制人的行为，但法律本身并不是万能的，个体、社会也会反向影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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