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原创||当强权遇上主权
前一篇《敢问法在何方》中，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本文在此基础上续写一点想法。
从案件细节来看，国家法都有相关规则予以调整，合同法调整三方各自的债权债务关系，并调整三方的债权债务转移关系。刑法调整A等的越矩行为，并威慑A等进一步采取过激行为的想法。诉讼法规定了正规讨债的程序，并保障A等合法行使诉权的权利。
A等选择了相信国家法（这种选择是国家法在群众中普及的成功），而国家法的正常运行并非依赖A等的主观意志。事后还款人若拒绝还款，A若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不考虑事后还款人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行），需要交纳一定的诉讼费，再聘请律师需支付律师服务费，并经过漫长的诉讼过程，最终能否拿到欠款还不能确定（因为还款人完全可能以合约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所签为由进行抗辩）。
在国家法的治理之下，就算有能力直接讨回债务的A等，也选择了依赖国家法来保障其权益。但国家法并不会考虑A等的“小事”，国家法只能在原则之下依照一定的规则调整社会中的具体法律事件。选择了国家法，便选择了依其程序讨债的方式，也就选择了可能的失败。
对于A等而言，若是相信国家法之后遭遇失败，可谓损失“惨重”。一方面是时间成本，当初本可直接依强力要求还款人给付现金（且这种行为在民间也时有发生），或可在事后依合约直接讨债而无需依照国家法的程序来讨债。另一方面增加了越矩被罚的可能性，一次这样的失败（若多次有类似的情行，也会有多次失败的可能性/必然性！）经历会使得A等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来讨债或为其他“私力救济”之事，且这样的救济方式也有成功的机率，这对于国家法而言只是不关心“小事”的一次/多次原则，但对于A等而言却是更大程度越矩行事的开端。
国家法很不容易才得以“送法下乡”，在被脆弱的信赖后又被习惯性的漠视，从这个层面上讲，这样的失败对于国家法和A等而言都是令人惋惜的。
作一个猜想，若人类社会还没有主权国家和国家法，则社会中的这类“小事”必定也会逐步形成一定的处理模式，也会有“利维坦”意义上的建构论者对各类社会纷争进行规范化探索。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仍有相当一部分行为是国家法所无法（或无能）调整的，在国家法可以调整的本案中，正常的诉讼程序需要A等承担相应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且很可能其边际效益为零甚至负数。
当拥有强力的A等遇上主权国家的法之时，本案便如同所有类似案件一样，国家法只能依正常程序而运行，将本案的强力者A等放之于国家诉讼之洪流中，没有任何的特殊性可言（当然，A等在选择依赖国家法之时，也没有期望得到任何特殊对待）。
然而，当人类还没有主权国家和国家法之时，基于欠债还钱的“天理”，A等依强权是可以“合法”地从借款人或还款人（同样的道理）处收回欠款的。当国家法介入之后，A等在事实上却很难收回自己的债权。从定纷止争的角度讲，可以说国家法只能化解部分社会纠纷，而将一部分纠纷留给社会自行化解，但如果A等以强权讨回欠款，这样的行为又进入了国家法干预的领域。即当A等的强权遇上主权国家的法之时，处于进不可攻、退不可守的二难境地。
无法言说的“了解之同情”
国家法只能关注其所应该关注的事，只能按事先规定好的程序处理其所应处理的事，对具体案件中的人、事无法给以具体“了解之同情”的关注。
针对本案中A等的讨债需求，国家法只能审查书面合约等形式要件。若予以实质性审查，便有必要查清A等与借款人的材料款是否真实，借款人与还款人的借贷关系是否成立，债权债务转移是否是借款人真实意思表示。
要考虑具体情势下的案件背景，有“温度”的办案，仍需要有证据为自己的主张背书，这种“温度”更多地应该是方式方法和过程上的，不能超越法律。调解却不然。调解可谓是一种重要的纠纷化解方式，它充分尊重纠纷各方的意思表示，在各抒己见的基础上相互协商、相互妥协，最终达成一致意见。这种尊重各方意见，是具体考虑各方情况，可谓“了解之同情”，这在国家正式法之中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了解之同情”。因为国家法讲程序、证据，以此还原法律事实，而在民间的“私力救济”中，两造之间可能讲气势、讲交情，司法实务界也有一句行话“摆平就是水平”。
当然，这里所说的调解，其意思并不仅限于国家正式制度所言的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民间调解等等，其更主要的是一种以化解纠纷为目的的协商、妥协精神，是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法”。
“法”存在于国家正式的各类法律、法规文本之中，以及国家为应对某些具体特殊事宜所出的政策之中，也存在于与本案类似的“私力救济”之中，更存在于国家法与私力救济途径的博弈之中。当然，这里所言的“法”应当是实用主义意义上的法。
当强权遇上主权，国家法并不立即、直接对A等产生作用，
主权是宣示意义的，它让强权有所顾虑，这自然是政治的基本底线。
作者简介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