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原创||敢问法在何方
自人类开始群居之后，便需要有一定的习惯、规则作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准则，或者说是一种交往时心照不宣（甚至心不照也不宣）的“默契”。很难想像，当人回到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一文中所言的丛林时代后，在没有“文明”的指引下，人会做出些什么事。
可以肯定的是，丛林时代的人类也愿意保护自己的个人财物，也希望自己被侵害后侵害者遭受报复/报应，虽然他们并不知晓这其中有各种各样的“法哲学”。历史不容假定，但在遵循规则的历史中，是否可以说沉默的大多数人在知或不知规则的边缘化世界里生活着？
西人认为人是有原罪的、自私的，因而即使最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也很难否认人需要被“规训”。当今，我们有了许多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借用诗人的话说：你知或不知，法律就在那里。然而，被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多少是被法律所“了解之同情”的呢。
以一次亲身经历的身着正装亦冒冷汗的谈判为背景，我写下一点想法。
借贷双方正心平气和地商谈还款事宜，会议室的门被一脚踢开，进来五个大汉。为首的人A对还款人说道，“这个借钱给你的人欠我们一笔材料款，他现在没钱，你必须还我们。”还款人认为其与这五人不存在合同关系，不应该代为支付，且借款人对代为支付也不赞同。A顿时大拍一下桌子（其身后一名大汉准备拿凳子打人，但被A制止）说道，“我看你们都是礼貌人，所以我才跟你客气，若不给钱看你们有谁能走出这个屋子。”后经过三方“商量”，还款人给A写了个纸条，还款人同意代为支付材料款，但需借款人签字同意。拿到纸条后，A向还款人道歉，希望还款人理解他们也是无奈之举。
整个过程并无激烈地讨价还价，A等五人一行也未能拿到材料款，一张同意还款的纸条——上演了从破门而入到“心平气和”的握手言欢——的效力竟然大过了赤裸裸的人身威胁！这就好像当年列强侵略中国，打完之后再立个条约，这个条约对于中国而言是为了暂时不再挨打，对于列强而言是攫取利益的保证。其实这个“保证”背后的意思就是随时都可以再打回来。
这样一起破门而入的强行立约事件，“法”在其中饰演怎样的角色呢？
首先，从规则的制定主体来讲， A等五人掌握了话语权。此处并非强权即真理，但有了强权就有了说“理”的资格，而且所说的这种“理”很大程度上是不能被反驳的。如今通行的关于“法”的概念即强调了法是由国家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有了制定规则的强力，即有了一种收回债的“法”。这种“法”可谓屡试不爽——在民间便有依靠帮人收债为生的人——它有其自身的生存空间，与国家法并行而存。然而，这种依强力而为的立约行为其执行力如何呢？对于被胁迫而签字的还款人而言，城下之盟不足以令其守约；若将来打官司，在并无任何交易背景的情况下，A等五人也很难胜诉；还款人还可以通过证人证言证明是被胁迫而为，主张撤销合同。
其次，从法的实施/遵守的角度来讲，A等五人的强力之“法”并不必然保障其“合法”权益。第一种情况，被胁迫的还款人在事后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依本案的情行来讲，A等五人的“私力救济”行为肯定无果而终。第二种情况，还款人并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事后拒绝还款，此时或可说还款人违约，但考虑到这里的“约”是有原罪的，A等五人若再次向还款人运用强力来收债，便有了“第二重罪”，很难保证还款人不“反抗”（可能是事后的以牙还牙，也可能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再次，从法律意识/观念上讲，A等五人信赖国家正式的法。破门而入只是外在的形式（或说是强力立约的形式保证），其目的是让还款人畏惧而代为还款，最终以合约的方式“合法”的将债转移。
第一，A等五人确系此案中借款人的债权人，借款人与还款人也的确存在债权债务关系，至此各种关系完全合法，也是这起民间“私力救济”的前提，即并非是敲诈勒索或抢劫。A等破门而入的初衷是当场对现材料款，可以猜测A等肯定事前已向借款人讨过债却无果而终（双方很可能也有欠条等形式凭证），A等知晓借款人与还款人的关系后前来讨债，（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其看到了一个讨债成功的机会，即直接向还款人索要，这种转移债权债务的方式在普通的民事、商事谈判中也时有发生。虽然A等并不愿意实际上也没有与原债权债务人平等的协商转移事宜，但在软硬兼施之后，能取得一张同意代为还款的纸条，这也算是后续在国家法承认之下讨债的一个凭证。
第二，在取得一个新的还款合约之后，A等立即为自身的非礼行为道歉，期望还款人理解其无奈之举。从礼仪/仪式上讲，这样一个道歉的行为，说明A等想让一个依强力而成的合约合法化，并希望还款人像对待一份平等协商而成的合约一样对待该合约——如期还款。取得一份合约即罢手，也反映了A等对于讨债无果是真的无奈，能取得这样一份债权转移合约，也算是讨债所取得的新进展。至此，A等只能期望要么是还款人能真的代为还款，要么这样一份合约能够发挥其能正常的作用。
这种近乎两难的等待可算是无奈之举——A等本可直接索取现金，要求当场还款，且有成功的机会；但这可能会有必要的威慑性语言和动作，会伤及对方，有悖于讨债的初衷。因此A等虽营造了一个恐吓的开场局面，但很快就转向了“商量”。
国家法一者威慑了A等进一步采取强力的想法，也给A等带来了一份“合法”的还款合约，在权衡了全凭强力讨债的利弊之后，A等选择了相信国家法来保障还款合约的履行。
然而，国家法又会怎样对待A等的期盼呢？
作者简介
蜀ICP备：17000577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