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诈勒索犯罪中的被害人过错类型初探 || 发现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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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某女被告因敲诈勒索30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的一审判决书上网引发对该案件的广泛关注与大量讨论。笔者以为，在证据、事实没能全面了解、判决尚未生效的情况下，与其就事论事讨论可能有失偏颇，不如就该案引发的个别法律问题进行探讨，更为有意义。在此，笔者结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敲诈勒索解释>）第六条第二款规定“被害人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的，根据被害人过错程度和案件其他情况，可以对行为人酌情从宽处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就敲诈勒索中的被害人过错进行探讨
通常理解，所谓敲诈勒索犯罪中的被害人过错，表现为行为人虽然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向其强行索取了财物，但敲诈勒索的发生往往是由被害人对行为人发生在先的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不当行为而引发构成犯罪。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解释>第六条第二款的适用情况如何，可以考察该司法解释是否激活以及激活的状况，笔者通过在Alpha案例库中检索，发现裁判文书中直接援引了上述法条的判决书、裁定书共246篇，考虑入库和裁判文书法条引用的实际情况，应当说实践中适用了该过错条款的案件会更多些。究竟哪些过错可以被认定，即被害人的过错包括哪些类型，通过对检索到246篇文书梳理可以发现，司法实践中对于被害人的过错的认定较为宽泛，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类型。
一、犯罪类过错
在部分敲诈勒索中，被害人的过错表现为被害人的犯罪行为，侵犯了行为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激发了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发生。该类过错可归为犯罪类过错。
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4刑终186号判决书中，法院查明“吴某1所盗工地扣件，经鉴定价值人民币6585元，被损坏车辆零部件价格人民币4200元。吴某1于2020年9月30日被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2019）黔0403刑初227号刑事判决书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法院认为”上诉人罗忠华、陈二平、何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非法控制吴某1的人身自由，并以吴某1盗窃工地扣件为由威胁、恐吓吴某1及其亲友，强行索要财物人民币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三上诉人的行为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但因本案系吴某1盗窃财物，为抗拒抓捕驾车冲撞拦截车辆引发，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可酌情从宽处理。”
二、违法类过错
在部分敲诈勒索中，被害人的过错表现为被害人的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且该侵犯了行为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激发了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发生。该类过错可归为违法类过错。
苏州市相城区人民法院（2019）苏0507刑再2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被害人在本案中存在一定过错（注：系被害人之前殴打被告人兄弟的女友），对被告人魏林酌情从轻处罚”
三、侵权型过错
在部分敲诈勒索中，被害人的过错表现为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实施了损害他人合法民事权利的行为，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上激发了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发生。该类过错可归为侵权类过错。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杭刑终字第1194号判决书认为“鉴于继生公司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生产中产生的臭味可能确实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继生公司亦有一定的过错，二上诉人及原审被告人汤某要求继生公司赔偿有一定的正当理由及维权因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新01刑终255号判决书认为“但在本案中，被害人马某俊在未取得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进行露天采矿，造成部分居民财产损失，其具有过错行为。”
四、道德类过错
在部分敲诈勒索中，因被害人与行为人之间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而发生的敲诈勒索行为，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害人有过错。该类过错往往表现为被害人出于主观上的故意实施了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伦理规范的行为，侵犯了行为人的合法权益或其他正当利益，激发了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发生。该类过错可归为道德类过错。
例如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吉04刑终70号判决认定“关于辩护人提出被害人存在明显过错的辩解意见，经查，释某某自身行为不检点，违反人伦纲常和社会公德与上诉人发展为情人关系，在明知不可能与上诉人结婚的前提下，为上诉人购买了房子，并将购房合同、发货票、钥匙等交于上诉人保管，无论其行为动机是赠予使用权还是所有权，客观上都足以诱使上诉人在主观意识上产生对唾手即得财产的贪婪，而自己主动提出分手并想给上诉人五万元钱了事，又在社会一般观念中让人产生始乱终弃的评判，这也是激化矛盾并诱发上诉人用裸照威胁索要钱款的的主要原因。同时，被害人在被迫给予2万元时，就刻意留存证据，说明已有报案意识，随后约上诉人到辽源交付其余28元，在已经报案前提下仍实际支付上诉人28万元，在客观上造成犯罪既遂的假像，以上不能排除被害人犯罪引诱的可能。因此，辩护人的此节辩护意见应予支持。
在山东省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鲁16刑终137号判决中认定：关于抗诉机关提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害人有过错系认定事实错误，本案中的四名被害人均是被李亚凯引诱与郝某发生性关系，后遭李亚凯、王某甲敲诈而被迫交出钱财，无证据表明四被害人在本案中具有过错”的抗诉理由，经审理认为，被害人基于满足私欲与郝某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后导致案发，被害人在此具有一定过错，对上述抗诉理由不予采纳。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桂12刑终290号判决中，判决认为“本案被害人插足他人家庭，有严重过错，且案发后韦盛宽亲属主动代其退赔全部违法所得并取得被害人谅解，依法可对韦盛宽酌情从轻处罚。“
五、工作类过错
在有的敲诈勒索犯罪中，被害人因工作管理上的原因与行为人发生矛盾，激发了敲诈勒索的发生，法院的判决认定被害人有过错。该过错表现为在工作中，由于可规责于被害人工作规范或管理的原因的行为，侵犯行为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引发了敲诈勒索犯罪行为的发生。此类过错可归为工作类过错。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琼刑提字第1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鉴于骆中芳行为事出有因，手段亦非十分恶劣，被害人任某及其所在的新概念律所在办理结算过程中存在一定过错，同时考虑其勒索的财物已全部基本追回并退还被害人，社会危害明显减少，故量刑时可酌情从轻处罚。
六、其他类过错
基于不能穷尽和分类合理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已生效的敲诈勒索判决中，还存在不适宜归入上述五类的被害人过错，笔者将其归入其他类过错。例如，在赌博中，受害人出“老千”（作假）导致被告人受损后敲诈勒索犯案。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29刑终163号判决书认为“受害人陈某1对敲诈勒索的发生存在过错（注：系受害人陈某1在与被告人的赌博中出老千）“。
从辩护角度而言，上述案例表明，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比较宽泛，对被告而言，极为有利。当然，上述分类并非严格和学术意义上的分类，也不代表笔者认可其中对于被害人过错的认定符合法律的规定。此分类仅系为进一步认识、了解被害人过错而开展的工作，由此引起更进一步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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