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发现人的温暖故事
故事发生在电影《孤注一掷》上映前5个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杨洋律师接到了一位阿姨的电话。她是一位母亲，她儿子因偷越国边境在西南某省边境城市被刑拘。电话那头，阿姨忍不住哭泣。案发时，儿子刚满20岁，女儿才6岁。阿姨是个苦命人，家乡在四川边远农村，丈夫酗酒、家暴，且不愿外出务工，阿姨只能一个人在成都务工撑起家庭的重担。
杨洋律师的孩子出生时，阿姨正好在医院从事月嫂护理工作。因为这层缘分，杨洋律师马上与团队商量，希望能帮阿姨把孩子带回家。
对于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丁川律师总是很热心。丁川约180斤体重，大背头油光可鉴，执业前曾任成都市某派出所副所长，办案风格很像《长安十二时辰》里的张小敬。杨洋律师叛逆且倔强，瘦如狼狗，中年人还长着一副娃娃脸。他们话不多说，马上投入到案件之中。出于对律师职业的尊重，也兼顾当事人的经济条件，他们一共只收了1000元律师费，差旅自负。
没有直达的班机，于是杨洋和丁川先飞到某边境城市租车，然后在山路疾驰约200公里到达目的地。那是毗邻中缅国境的一座小县城，城区距离国境线只有10公里。
公路在群山之间蜿蜒盘旋，他们开着租来的英菲尼迪追着日落。丁川感慨说：“这辈子，总要去到几个若不是因为办案则可能一辈子不会去的地方。”丁川骨子里充斥着浪漫。
不过，案情很快将他们拉回现实。从阅卷到开庭，杨洋和丁川一共往返两次，会见三次，与公安、检察院进行了多次沟通。看守所很难找，坐落在半山腰上。第一次会见时，他们发现嫌疑人反应迟钝，行为木讷，无法准确表达内心想说的内容。于是，杨洋和丁川怀疑嫌疑人的智力水平可能存在特殊情况。
经与阿姨确认，阿姨才哽咽着述说了一个悲伤的故事：她儿子出生时突发脑水肿，但因农村卫生站医疗条件恶劣，未能及时处理，导致儿子一出生便落在了正常孩子后面。往后，她儿子头部发育迟缓，智力发育水平也均低于常人，没读完初中便辍学了。
阿姨还有一个女儿，刚刚6岁。可能因为营养不足，女儿的生长发育也存在问题，长期需要人照顾。但阿姨的丈夫长期逃避家庭义务，拒绝外出务工，阿姨近乎是一个人承担了整个家庭的重担。一个快近退休年龄的中老年妇女，靠着在外务工的微薄收入，既要抚养女儿、接济儿子、赡养老人，还要给丈夫上缴大部分收入。阿姨长期操劳成疾，自儿子被羁押以来，操碎了心，身体每况愈下。
不忍阿姨和其儿子的境遇，会见时，杨洋律师个人给阿姨的儿子在看守所充了2000元生活费。
时代一粒沙，个人头上一座山。阿姨儿子的命运好似“时代一粒沙”的缩影。案发前，为了替母亲分担家庭的重担，阿姨的儿子曾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去过电子厂打工，也去送过外卖。但由于心智发育不健全，年纪轻轻便辍学的他经常被人骗，也无法理解复杂的社会运行规则。正逢经济下行，电子厂效益不好，电子厂以转岗为名义把他外派到上海，工资更低，但生活成本更高，实则是变相施加压力让他自己辞职。他转岗去了上海才明白其中含义，只能改送外卖艰难度日。
但正逢疫情，他送外卖不久就经历了上海3个月的全域静态管控，俗称“封城”。那年，他才19岁，距离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仅过一年。在他艰难求生之际，送外卖的同事主动告知缅甸有挣大钱的机会。这位同事可能已成为境外犯罪组织在中国境内招募的一环，经同事花言巧语欺骗，境外电诈犯罪分子还提前转给他几千元“路费”，不明所以的他踏上了可怜且可悲的结局。
根据2023年最新统计数据，全国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已突破20%，创201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这意味着每5个青年劳动者中就有1名失业者。
阿姨的儿子不该偷越国境，但他也只是一名心智发育迟缓、为分担家庭重担而受人蛊惑才犯下错误的普通青年。案发时他只有20岁，这样的年轻人更需要重新来过的机会。
然而，疫情解封以来，偷越国境者趋之若鹜。案发时，缅北电信诈骗猖獗不止。当地刑事司法政策只能对偷渡行为采取一刀切式的严厉打击。检察官不仅不同意取保，而且不接受任何对量刑建议的调整。
杨洋和丁川还必须直面一个很可悲的事实：阿姨的儿子在一个星期内偷渡了两次，完全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较重情节。
他两次偷渡都是由电诈犯罪分子统一组织，统一派车接送。第一次偷渡，他坐在车上还没走出城区就被巡逻的警官凭经验拦截，结果是拘留和罚款。警官把他遣送到就近的省会城市，劝其归家。但境外电诈组织不甘猎物逃脱，继续对他花言巧语，为表“诚意”还转给他第二笔“路费”。
第二次偷渡是在几天之后，这次蛇头把他带到了国境线上的某处铁丝网。同行的还有另一位年轻人，他率先成功偷渡，消失在苍翠的山林，生死未卜。或许是命运眷顾，阿姨的儿子来不及翻越铁丝网就被公安及时阻止。
杨洋和丁川甚至想过提起行政诉讼，试图撤销公安针对嫌疑人第一次偷渡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如此或可釜底抽薪。但进一步研究之后，他们认为可行性太低。在当地刑事司法政策严打偷渡的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大概率会导致实际羁押期限的延长。
同时，考虑到嫌疑人能独立在外务工，开庭时，杨洋和丁川也没有启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如果启动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动辄耗时数月，且鉴定期间不计入羁押期限。而当地对同类偷越国境行为的定罪量刑均在6-8个月，而且还是在认罪认罚的前提下，不判缓刑。
庭上，丁川律师努力在程序和证据瑕疵上进行辩护。杨洋律师只能悲情地给法官讲述嫌疑人的故事，“希望他的悲剧，不要成为时代的缩影。希望法庭对嫌疑人酌情从轻，以彰显法律的温度。”检察官说：“不能开这个口子，还有几百个人等着要起诉。”最终，阿姨的儿子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不缓。
当庭宣判后，阿姨的儿子说：“杨哥，杨哥，你之前说给我充了2000，我只收到1000。”于是，杨洋和丁川立刻又去了一趟看守所。可能是因为之前充了两次1000元，而系统只录入了一次。看守所的值班警官立即更正了充值金额。
杨洋和丁川没能帮阿姨把迷途的孩子带回家，但不幸中的万幸是他的偷渡行为被公安机关及时阻止，他没有被电诈团伙卖来卖去，也没有被割腰子。
他服刑期间，电影《孤注一掷》上映。而他刑满释放时，正值缅北冲突爆发，公安部对境外电诈严厉打击取得卓越成效。截至2023年底，缅北相关地方执法部门共向我方移交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3.1万名，其中幕后“金主”、组织头目和骨干63名，网上在逃人员1531名，打击工作取得显著战果。
阿姨的儿子出狱前一个月，杨洋和丁川主动与监狱联系，帮阿姨确认了前往监狱的具体路线，以及接人的具体注意事项。“千万不要打他，他更需要家人的关爱。”这是杨洋对阿姨的最后叮嘱。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有好的结果，但他们坚持做有温度的法律人，努力在每一个案件中争取公平正义，这也是每一位发现律师坚守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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